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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嘿，突然间电视台给我打电话来了，请我谈谈北京的“四合院”。
北京人谁没住过四合院？没住过也见过。大的、小的、雕梁画栋的、碎砖墙灰顶的。一家住四进外带园子的；十六家凑一堆在院里搭小棚的，全见过。可我就不想谈。谈完电视台高兴了，可我把人得罪了，谁知道在哪个方位上碰上太岁呀！
我见过在四合院身上作蜡的人。
*****的时候——有人说过，不要总提*****。我也不想提它。可中国人有些事不提*****说得清吗？咱们少提好了。该提的也点到为止，保证不使劲宣扬——*****时候，我在瓦工班里接受“劳动改造”。这班里还有位“下放锻炼”的女工程师，叫柳兰，多脆生的名字！不过本人已经四十来岁，既没柳的纤细也没兰的幽雅了。小矮个、穿身工作服、头发掖在帽子里，整天埋头干活，很少说话。按说我是“被改造”，是上了另册的，她是“受锻炼”，属于“人民内部”，她该监督我。可我们那位苦大仇深的瓦工班长刘师傅阶级斗争的弦拉得不紧，而且有点“唯生产力论”，看我会点瓦工手艺，能顶个劳动力，她只会和灰递砖，算半个壮工。干活时就叫我拿大铲，叫她给我打下手，听我的喝，我说：“报告班长，这不行吧，我是阶级敌人，人家……”
“全是臭老九！全要改造！”班长说，“干活你领导她，政治上她监督你，矛盾可以转化的！”
这样我俩就成了搭档。造反派为了照顾我们有更多的改造机会，吩咐班里尽量把大家不愿做的活交我俩干，修厕所呀，整理化粪池呀，优先让给我做。我们当然很感激地领受，她不爱说话，又是个女人，我更不便于主动答讪。所以我们俩在哪儿干活，哪儿就特别安静。这样带来的好处不消多说。一九七五年追查“攻击伟大旗手的谣言”，凡有五类分子参加劳动的班组都开会，挨个问：“你说过什么话？从哪儿听来的？”唯独我们班没查。造反派叫班组长查，班长说：“这两人一个天聋一个地哑，听见什么他们也咽进肚子去了，还敢传播谣言？”
可这么一个人，竟然在最要紧的时候说了句话，惹起了场麻烦。
就在这年夏天，有位上海来的造反起家的“首长”，名叫钟于江，他家里厕所坏了。照往常像这种事，公司下令派人去修，命令下到瓦工班，自然又落实到我们俩头上。可这次情况不同，首长家里施工，是重大政治任务，怎么能叫一个五类分子和一个臭老九去呢？就选了几位红根红苗，三代贫农的工人，由班长带着去。剩下的人不够干正经活儿了，就在工地上打扫卫生。
他们去了两天修完回来了，回来两天又叫他们去。他们回来我们就盖房，他们走了我们就打扫卫生。因为是首长处的政治任务，谁也不好打听干什么活，怎么干的，可都奇怪，修理一下厕所怎么没完没了地打持久呀呢？大概过了足有一个多月吧，天气大热了，有天公司侯主任怒气冲冲地来召集全班开会，连我们参加锻炼和接受改造的人也让参加。会场的人分作两半，凡参加修厕所的全愁眉苦脸地坐在右边，没参加修理的神情惶惶然地坐在左边，责成柳兰作记录，让我坐在角落里旁听会议，接受教育。并且说如果我知道什么情况，也允许立功赎罪，提出建议。
原来那厕所没别的毛病，就是一到雨季就不泄水，弄得满院臭气薰天；这么点毛病总修不好，首长生气了，认为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让大家揭露批判修厕所这几个人。
侯主任讲完，会议就冷了场，再没有人说话。侯主任看看这么坐下去交不了帐，就换了温和的口气问道：“你们说，到底是什么原因修不好呢？”
有个青年瓦工叫孙平，上过几天高中，是出名的刺儿头，他说：“厕所根本就没毛病，你叫我们修什么？”孙平的爹是个解放军小官，侯主任不敢惹他，就强笑着问他：“没毛病怎么会不泄水，满院臭呢？这所‘四合院’是首长搬进去之前重修过的呀。还是首长亲自指导修的呢！”
孙平说：“他既能指导修房子，当然知道毛病在哪儿，还问我们干什么？”
会场就僵住了。
侯主任又赔笑问班长：“刘师傅，你是老瓦匠。在坐的就你在解放前出的师，盖过‘四合院’你也不知道毛病出在哪儿？”
刘师傅说：“首长都讲了，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你就抓阶级敌人呗。”
侯主任更加笑得甜蜜些说：“那不是官话吗？得了，师傅，您高抬贵手吧。你说说原因，咱们哪儿说哪儿了，决不外传，喂，那个右派，你听着，你要敢传出去我们坚决实行专政。”
我赶紧站起来答应：“报告，我耳朵上火，什么也听不清楚，要传也传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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