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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w:672h:389a:露:file2./插pters/20101/13/1124156633989951618983084448557.jpg]]]失落的辉煌——“定远”级铁甲舰
中国是一个濒海大国，有着悠久的海洋和海军文化积淀。在中国海军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明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的故事，至今仍为国人所乐道。这支舰队中的主力舰型——宝船，以其规模之巨，技术之先进，成为郑和舰队壮举的天然象征，在中国古代海军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笔。当岁月的车轮缓缓转过4个世纪后，在沉寂得几乎毫无生气的中国领海上再次涌起辉煌的波澜，2艘亚洲第一巨舰，为自明代以来受禁海政策桎梏而衰败不堪的中国海防和海军带来了一丝希望。然而，可能因为这次辉煌过于短促，亦可能因为辉煌之后的历史过于苦痛，这级军舰的面貌渐渐变得模糊，逐渐被后人淡忘。时间又过了一个世纪，当中国重新站在太平洋之滨，打算再一次拥抱这片宽广的蓝色时，回首往昔走过的路，或许会给他明天要走的路以帮助和启迪。任何一位懂得理性思考并具备责任感的中国公民都不应忘记那2艘强大的战舰——“定远”级铁甲舰。
“定远”级铁甲舰，包括2艘同型姊妹舰“定远”、“镇远”，是中国海军史上第一级近现代意义的主战军舰。她们诞生于19世纪中后叶的中国洋务自强时代，最终消逝在近代决定中日两国命运的甲午战争中。
铁甲舰（ironcladships），是军舰发展进入蒸汽时代后的独特产物。与之前的木质风帆战舰相较，这类拥有装甲和蒸汽动力的新式军舰有如重装的武士，身被厚甲，手执利器，同时具备强大的生存力和攻击力。作为海军的主力舰种，在那个时代，铁甲舰象征着国家的实力，是衡量一支海军乃至一个海洋国家力量强弱的标准。在她的直系后代——战列舰出现之前，铁甲舰一直扮演着四海霸主的角色。
几乎与铁甲舰诞生同时，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击下，古老的中国经历了国门洞开、主权沦丧、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严峻局势。为应对这“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李鸿章语），当时中国朝野一批思想较为进步、较有世界眼光的官僚知识份子在惨痛的现实教训面前，发起了旨在“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主张主动打开国门，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希冀以此改变国家的前途命运，最终能使中国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
“铁甲船不可不办，倭人万不可轻视”
洋务运动开始之初，洋务建设的主要着眼点在于“自强”。这个产生于《易经的著名词汇（“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当时的含义主要是指通过寻求、掌握能够制御外寇的利器，解决现实紧迫的国防危机，“不使受制于人”（奕訢语）。针对1840年以来几次失败的对外战争中，外敌都是从大海之上联樯而来，在列强的叩门声中，传统水师的落后无用暴露无遗，海防的重要性愈加突显。巩固海防、创办模傲西方的近代化海军之议由此兴起。
如同今天的中国人在谈论航空母舰一样，近代海防论兴起之时，当时世界海军最新锐的舰种——铁甲舰随即在举国上下变成热度很高的话题。谈论、研究、进而议论购买以及购买何种铁甲舰在当时是件相当时髦的事情，清政府内部围绕着是否需要铁甲舰、如何购舰及将来的维护经费如何筹集等问题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讨论，其间又夹杂了派系倾轧、铁甲舰过时论、要大舰还是要小舰等因素的干扰，因此虽然清廷早在1875年就谕令购买1～2艘铁甲舰，但历时近6年而毫无功果。
中国近代造舰、海军教育之先行者，南洋通商大臣沈葆桢对其参与其中的海防事业无限钟情，在1879年临终时口述遗疏，称“臣所每饭不忘者，在购买铁甲船一事，至今无及矣。而恳恳之愚，总以为铁甲船不可不办，倭人万不可轻视”，“伏望皇太后圣断施行，早日定计，事机呼吸，迟则噬脐”！
当时与主持南洋海防的沈葆桢共同担负中国海防重任的另一位人物，是主持北洋海防的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在太平天国战争时代率领两淮子弟，通过使用“洋人开花大炮”起家的李鸿章，对西方先进武器的价值有着其他很多同时代官僚无法与之相比的切身感受。筹办海防之初，虽然囿于派系之见，与南洋大臣沈葆桢在购买铁甲舰问题上明争暗斗，但私下里李鸿章早已派专人在国外打听、寻购铁甲舰，迈出了超前、实干的一步。尽管有论者认为李鸿章此举目的在于巩固北洋小集团利益，但李鸿章的行为在客观上对加强中国近代海军起到了积极作用，行文至此不由得不让人想起李鸿章的一段名言：“人生如朝露，倘及时着手，做成一二件济世安民顶天立地事业，不愈于空言耶”。
1877年2月，李鸿章从中国海关税务司英国人赫德（sir.p.hart）处得知土耳其在英国订购建造的2艘铁甲舰有意转售，当即委托率领第一届海军留学生出国的李凤苞、日意格（p.m.giquel）等人前往英国船厂考察实船。同年4月14日，中国驻英公使郭嵩焘应邀参加了日本在英订购的铁甲舰“扶桑”号的下水仪式，日本订造的这艘军舰，排水量3777吨，装备4门240毫米克虏伯火炮，航速13节，属于小型的二等铁甲舰（依据当时的军舰分类标准，五六千吨及以上的铁甲舰称一等；三四千吨及以下的称为二等），而且设计上也有很多不足之处，例如主炮采用的是落后的船腰炮房布局等。但在当时的亚洲，这艘军舰无疑是强大、没有敌手的，这对尚在襁褓中的中国海军是个巨大的威胁，以开明著称、六十余岁还在学习英文的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勉赞数语”后，日本已经拥有铁甲舰的消息传回了国内。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的余痛还没有被遗忘，日本现在竟然有了“比睿”、“金刚”、“扶桑”三艘铁甲舰，其目的何在，清政府自然心知肚明。李鸿章在随后给清廷的报告中激动地称“彼既以所有以相陵侮，我亦当觅所无以求自强”，由此，中国和日本开始了海军建设竞赛，购买铁甲舰，因为日本的刺激，而开始真正提到议事日程上了。
赫德推荐给李鸿章的2艘土耳其铁甲舰为同级，原名peki－shereef、boordhi－zaffer，后分别更名为belleisle、orion，中国音译为“柏尔来”、“奥利恩”。和当时日本拥有的“比睿”、“扶桑”一样同属二等铁甲舰，由英国设计，1874年开工建造。该级舰排水量4870吨，舰长74.68米,宽15.85米,吃水6.4米，动力系统为2座蒸汽机,4座锅炉，双轴推进，“柏尔来”试航时测得功率4040匹马力，航速12.99节。主炮为4门12英寸前装线膛炮，采用较为老式的船腰炮房－八角台布置法，即在军舰中部用装甲围出一个四边形的“炮房”，将长方形炮房的四角各“切”去一块，在四角的斜面上开设炮窗布置4门主炮。因为原本长方形只有4个角的炮房被切成了8个角，所以又得名八角台铁甲舰。船腰炮房设计最大的弊病在于火炮的射界过小，无法转向前后方向进行射击，已不符合当时海军要求船头对敌作战的战术要求，两舰是英国建造的最后一型船腰炮房军舰。除了在八角台炮房里的4门12英寸前膛主炮外，该级舰的武装还包括4门20磅炮、2座式样陈旧的14英寸鱼雷发射装置，以及军舰舰首水下尖锐如刀的撞角。综合各项指标来看，该级舰只能说是性能一般，乏善可陈，在当时世界的同类铁甲舰中并不突出，唯有的一处亮点是除了水线带装甲和炮房装甲外，炮房的顶部也敷设了装甲，这是近现代意义军舰上首次出现的装甲甲板。
“柏尔来”、“奥利恩”分别于1876年2月12日、1879年1月23日下水，最后在1878年7月19日与1882年7月3日完工。原本二舰为土耳其订购，本应由土耳其接收，但当时正值俄土战争，处于中立地位且和俄国关系紧张的英国被迫不能交货，奈何只好自己花钱买下。这2艘性能平平的军舰对于当时战舰如云的海上霸主英国来讲，实在是可有可无之物，为捞回这笔冤枉钱，英国政府立刻就瞄上了正在筹建近代化海军，并在英国船厂一再购买军舰的中国，通过赫德利用其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特殊身份极力进行推销，2艘军舰总共报价160万两银。
“中国拟造之船，议仿‘英弗莱息白’及‘萨克森’之制，集二者之长，去二者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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