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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城京的朱雀大街上，太政官的告示牌前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两个吏员踩着木梯，正用朱笔涂抹旧历书，取而代之的是一卷崭新的黄麻纸，上面用汉文写着天皇的诏书：“自今岁始，废倭国旧历，行大唐《麟德历》。凡年节、农时、祭祀，一依唐制。”
人群里，吉备真备扶着腰间的唐式蹀躞带，望着那“麟德历”三个字，眼眶忽然有些发热。二十年前在长安国子监，他曾亲眼见过太史局的官员推算历法，那精密的浑天仪、繁复的算筹，让他第一次明白“时间”竟能被如此严谨地丈量。如今，这来自大唐的时间刻度，终于要刻在倭国的土地上了。
改历的动议，源于三年前的一场争议。当时平城京的农夫按旧历“三月播种”，却遭遇倒春寒，秧苗冻死大半。而遣唐回来的农技官按《麟德历》推算，建议“清明后五日下种”，九州的试验田照此行事，竟获丰收。消息传回平城京，天皇召集群臣议事，吉备真备趁机奏请：“历法者，农之本、政之基也。大唐历数精密，合于天道，若行用之，可保农桑兴旺、百事有序。”
这话却引来了大伴氏为首的旧贵族反对。“历法乃国本，岂能轻改？”大伴氏首领拍着案几怒吼，“我倭国自有天照大神庇佑，旧历沿用千年，何曾有误？”他还让人抬来祖传的“神宫历”，说那是“神授之物”，改历就是“违逆神明”。
争论持续了半年，直到藤原氏献上一份账簿——上面清清楚楚记着，行用唐历的九州，当年秋收比平城京多收了二十万石稻米。天皇看着账簿，又想起吉备真备带回的《麟德历》书稿，上面标注的“二十四节气”与倭国的物候竟惊人地契合，终于下了决心：“就依大唐历法，明年元日起施行。”
为了让《麟德历》落地，吉备真备做的第一件事，是培养“唐历博士”。他从遣唐留学生中选出二十人，在太学开设“历算科”，亲自讲授《麟德历》的推算方法。博士们白天演算，夜里就着油灯抄写历书，三个月内竟抄出三百部，发往各国（倭国行政单位）。
最忙的是制作“唐历图”。吉备真备让人在木板上刻出一年的节气、农时，甚至标注了“何时种稻”“何时捕鱼”，配着简单的图画——春分画着农人插秧，夏至画着孩童扑蝉，秋分画着收割稻穗，冬至画着煮汤圆。这些图被挂在市集、神社，连不识字的百姓都能看懂。
元日这天，平城京的朝会彻底变了模样。天皇穿着唐式衮服，接受百官朝贺，礼官唱赞用的是《麟德历》的“元日仪注”，连乐师奏的都是大唐的《上元乐》。大伴氏首领虽不情愿，却也跟着行三跪九叩礼，膝盖触地时，听着周围整齐的“万岁”声，忽然觉得旧历里的“岁首”从未如此庄重。
散朝后，天皇带着群臣去祭天。祭坛按唐制设“昊天上帝”神位，取代了以往的“天照大神”牌位，祭品用的是《麟德历》规定的“太牢”（牛、羊、豕），祝文里写着“奉大唐正朔，祈国泰民安”。吉备真备站在祭坛下，看着天皇的背影，忽然想起在长安时，太史令说的“历者，理也，顺天理则合人心”。
民间的变化更悄无声息。平城京的妇人开始按唐历“腊八”煮粥，用的是大唐传来的红豆、薏米；渔民出海前，会去唐历博士那里问“今日是否宜行船”，博士翻开历书，指着“宜航海，利西南”说：“按唐历，今日海风顺，可往大唐方向。”
有个叫阿部的农夫，起初不信唐历，固执地按旧历在“二月初二”播种。结果那年春天来得晚，秧苗刚出土就被冻坏。他看着邻居家按唐历“惊蛰”种下的稻田绿油油一片，急得直跺脚。第二年，他天不亮就去唐历博士家请教，把“清明下种”四个字用炭笔写在门板上，比任何神符都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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